【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李志伟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 陈子帅】编者的话：“‘9·11’这样惨痛的教训应让美国警醒：一个狂妄自大的民族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强国必然会产生恶果。”常在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撰文的时政评论家赫兹加德，曾这样敦促美国人认真反思对外政策中有哪些行为并不符合他们经常挂在嘴头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客观地说，“9·11”事件后，美国受到外国武力威胁的环境是不存在的，但其对他国滥用武力和新干涉主义行径却有增无减，造成全球战火频仍、动荡持续和人道主义灾难多发。美国还一直把“人权”当作工具和攻击他国的武器，通过操弄“人权双标（人权双重标准）”，大搞国际对立，打压非西方国家。在所谓的“政治正确”影响下，美国精英群体制定的相关外交政策不仅虚伪、高度不负责任，还具有极大破坏性。

“扯上一面旗，海盗船的货物就有了保障”

《军事干预项目：1776年—2019年美国军事干预的新数据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托夫特和马萨诸塞州布里奇沃特州立学院助理教授库希近日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报告结论是，美军事霸权主义危害全球和平稳定。自建国以来，美国已在全球进行过近400次军事干预，其中200多次发生在二战后，34%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3%针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4%针对中东和北非地区，13%针对欧洲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不减反增，愈发倾向于使用武力而非外交手段，有超过1/4的军事干预发生在这一时期。2000年以来，美国已进行30次4级干预（使用武力）或5级干预（战争）。撰写报告的库希表示：“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惊讶，我们没有料到美国军事干预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会这样大。”

谈及此报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沈雅梅认为，美国一贯注重为本国的军事霸权赋予道德内涵，用价值观学说掩饰本国的武力扩张。这种道德包装的自觉早在美国独立之初就有体现。最早移民到此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编织了一套浪漫的“立国神话”，宣扬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有义务去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城”，并肩负起“教化世界”的使命。这套新教伦理学说奠定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起点，为美国人设计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特殊角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说，“按照种族等级观念行事，决定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他们的世界观”。

在沈雅梅看来，这种“英雄主义叙事”的背后，美国人历史上对北美的掠夺、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戮、对非白人族裔的隔离迫害记录被有意封存了。事实是，美国崛起史就是一部侵略扩张史。独立战争打出为捍卫“天赋人权”而战的口号，本质是重新确定美英之间的利益规则。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的自辩是，“为了反抗西班牙在殖民地的暴行”，实则旨在攫取区域霸权。两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有明显的全球扩张欲望，欲充当“善意的领导”。二战后，美式政治制度的扩张，从德国到日韩，从东欧到中东，都离不开美国基于武力的政治改造、政权颠覆和驻军威慑。武力，是美国谋取利益的大棒，价值观只不过是美国崇尚武力这棵文化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美国“政治正确”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政府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反战者就被一些媒体指控为“不爱国”，甚至叛国。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长期撕裂的社会族群族裔和分裂、双标的国际战略正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内外逻辑关系对照。即美国长期依靠欧美文明下的核心价值观——“民主”“人权”等来向世界各国进行强迫挤压式的“民主输出”，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野蛮的、脱胎于奴隶制的金融霸权主义国家，在大搞世界霸权的同时，必然对内对外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骨子里的逻辑思维仍旧是“扯上一面旗，海盗船的货物就有了保障”，即夸夸其谈所谓“政治正确”，但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

国际社会给美国提出347条改进意见

美国还一贯注重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用人权“普世性”掩藏霸权的阶级性。20世纪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后，美国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领导世界”的心态尤为突出，更为积极地进行价值观输出，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沈雅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这方面，美国学术界没少出力，用“自由”“民主”“人权”这样具有“普世性”的词汇，取代了指向性明确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称谓，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观包装成“普世真理”向世界推销。通过假定人权是普世的，美国制造出把自身“人权”标准强加给别国的理由，并常以别国“不遵守人权”为由对其施加惩罚。

正因如此，涉及他国的人权和生存权时，美国两党对外政策中长期以来都是奉行双重标准。1988年7月3日，美国击落伊朗民用客机，造成机上290名无辜民众死亡。有人问后来的老布什总统是否道歉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我永远不会以美国的名义道歉。我从来不在乎都有哪些事实。”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都是有条件的，或是强迫别国必须接受其附加的政治条件，或是接受破坏本国经济体系的贸易政策。1991年12月，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建议把“污染性工业”转移到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去，原因是“损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污染成本因此会低一些”。尽管萨默斯受到普遍谴责，但他还是在1999年被克林顿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

保护国际人权是美国外交“一个美丽的谎言”，美国以“人权”之名搞霸权之实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违反。以自己的“政治正确”“双重标准”为基础，美国用“人权”消解别国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其中，美国以“人权”“维和”“反恐”等为由在全球发起201场武装冲突，占到总数的81%。从1945年到上世纪末，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曾试图推翻过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还用“人权”抹黑别国制度，制造“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等美国煽动和策划的“颜色革命”背后也都有中情局及其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身影。“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推出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将美式人权与民主强加给中东国家，造成地区的持续动荡。

用“人权双标”绑架别国发展，实施单边制裁，也让世人看到美国政府的无耻。今年2月，美国以“保护阿富汗央行特定财产、维护阿富汗人民利益”为名，公然抢劫一个正在痛苦重建中的国家的财富——冻结阿在美国的70亿美元资产，并发布美国总统行政令分走其中35亿美元。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冻结和没收俄罗斯富豪在美资产。美国长期以来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沦为空谈。

令国际社会失望的还有，美国用“人权”搅乱国际合作，危害全球治理。美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从来都是“宽于待己，严于律人”，以狭隘的国家利益为优先，将自身的人权问题美化为“传统文化”，却利用所谓人权议题攻击别国政治制度，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实际上是在延伸美国的制度霸权。2021年3月，116个国家和有关国际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评议，直指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劣迹，提出347条改进意见，足见是非有众议、公道在人心。

美国陷入一场“价值观危机”

在沈雅梅看来，美国的一些政客惯于操弄“双重标准”把戏，他们把“草根”的民主叫“民粹”，不舒服的真相叫“假新闻”，不接受的秩序叫“后秩序”，把他们主导的游戏叫“规则”，期望的他国政变叫“春天”，策划的海外战争叫“解放”，把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叫“国际社会”。然而，美国这种扭曲的“政治正确”在国际社会还能延续吗？

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均认为，“人权双标”于美国外交而言已是沉重负债。从内部看，美国自身人权劣迹暴露其道德软肋。“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严苛的国土安全措施，限制个人自由，侵犯和剥夺美国及其他国家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在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和愤慨后，美国仍未关停其海外拘押场所，酷刑等侵犯人权行为仍在持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经济不平等危机、政治极化所带来的民主危机，打乱了美国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下形成的价值观共识，现行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危机或提供稳定的解决办法，使美国陷入一场“价值观危机”。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及“国会山骚乱”等种种社会乱象削弱了“美式民主”的信誉和吸引力。

从外部看，美国对世界人权的侵害引发反弹。“9·11”事件后，曾任美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的阿兰·温特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公开信，敦促美国除了追查恐怖分子外，还需要一点认真的反省，并建议说：“我们必须克服自以为是的传统观念，即总是认为美国是一贯正确的，只有我们的方法才是唯一的方法。”可惜的是10年之后，美驻斯大使穆索梅利忘记了前任的忠告，因干涉驻在国内政而被斯政府谴责和警告。这让人想起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杰里尔·A·罗赛蒂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毫不讳言的一段话：“当美国对外政策公开承诺要促进民主之时，它却操纵一个外国的民主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