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年均增长率将下降到2013—2023年的5%，然后进一步下降到2023—2033年的3%略强。其预测依据是所谓的“趋中律”，即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一种异常现象，终究要回归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大体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类似的统计分析也显示，在人均收入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时，大多数经济体遭遇了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的命运，平均从6%—7%下降到略高于3%的水平。这与国际上关于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的判断不谋而合。但是，这类预测既没有对中国经济减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明显低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虽然正在经历下降过程，但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将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年度潜在增长率，1995—2010年为10.3%，“十二五”时期为7.6%，“十三五”时期估计为6.2%。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再为中国赢得接近2个百分点的额外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7%左右这样一个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近年来仅略高于3%，是各国经济不同增长速度的平均值，而不是各国经济增速一概略高于3%。我国经济增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线上下哪个位置，绝不是由什么统计“规律”先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潜力和政策应对。全面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理解我国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并主动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对“新平庸”的超越。

  认识新常态，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其“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这就是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经济增长减速主要不是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新常态下，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

  适应新常态，需要加快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0年以前，我国人口转变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机会窗口为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积累率以及高资本回报率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使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些增长源泉或者消失或者式微。只有使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更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增长源泉，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

  引领新常态，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动力转型，提高潜在增长率。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信心维持中高速增长，超越国外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新平庸”。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将继续为我国带来开放红利。其次，从人均收入和科技水平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仍然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消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和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进而从双重改革红利中获得增长潜力：通过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形成新的增长源泉。（蔡昉）